赵汀阳说：在法学、社会学、历史学、经济学、政治学等等的基础处同样面临着哲学性的改造，因为只要是关于人的存在的研究，无论是哪一种学科，最后的问题都是哲学问题，而哲学问题却不可能有最后的哲学问题。

梯利，见前注[4]，页238—239。David Johnston，Justinians Digest: The Interpretation of Interpolation，9 Oxford Journal of Legal Studies，149—166（1989）。

鉴此，笔者不揣学识浅薄，尝试从知识论和方法论视角出发，对评注法学派之形成、兴盛和遭遇的危机进行历史钩沉和原因探究，试图解读其中奥妙，以求教于方家。[157]他坚持唯名论的教义，且支持经验主义的价值，认为：只有个别的东西存在，人类的一切知识都从个别的东西开始，通过个别的经验素材的直觉感知获得，由此可以得出或然性真理（Probable truth），此种真理不可以从必然的、不证自明的前提演绎推导出来。[135]5）实务类文献（Praktikerliteratur）。当然，13世纪中后期也并非所有的人都赞成将神学作为演绎科学对待（同上注，页216及以下）。[110]Matthaeus Gribaldus Mopha，De methodo ac ratione studiendi libri tres，A. Vincentius，Lugduni，1541，p.95ff.严格地说，穆法所描述的意大利方式主要体现在评注法学派所撰写的注释类文献（Exegetische Literatur，比如讲义、评注、复习资料、释案文献等）之中。

Harold Dexter Hazeltine，Introduction，in Walter Ullmann， The Medieval Idea of Law: As Represented by Lucas de Penna， Routledge，2010， xviii。在评注法学派那里，比较常见的情形不仅有对法律原始文献的添加，而且也有后来的学者对以前学者注释的添加，比如，巴尔杜斯对13世纪的法学家、诉讼法权威杜朗（Guilelmus Durantis，英文也写作William Durand，1230/1237—1296）的名作《法庭之镜》（Speculum Iudiciale，1271）的添加（Baibus，Additiones ad Durantis Speculum iudiciale， Lugduni，1563），15世纪法学家亚利山大·塔尔塔格努斯（Alexander Tartagnus，1423/1424—1477）对巴尔多鲁有关《学说汇纂旧编》评注的添加（Alexander Tartagnus，Apostillae ad Bartolum super prima parte Digesti veteris，Leonard Pachel e Ulrich Scinzenzeler，1487），等等（See Norbert Horn （Fn.45），SS.331—332）。[155]参见前注[66]，[葡]叶士朋书，第135页以下。

[59]参见前注[11]，Olivia F Robinson， T David Fergus and William M Gordon书，第172页。故此，在他看来，尽管债务不是我们的，但因为债务涉及我们的名誉或我们的住宅等等，就此而言，它们仍然可以看作是属于我们的权利。[17]参见S. Lopez Moreda（ed.），Elegantiae linguae Latinae， Umversidad de Extremadura， Caceres， 1999。[19]然而，到了1406年，佛罗伦萨与比萨两城交战，佛罗伦萨人将藏于比萨城的一份源于公元6世纪的《学说汇纂》手抄本（比萨手抄本，littera Pisana）强掠过来，保存于佛罗伦萨美第奇家族藏书室[该藏书室图书于1494年遭受掠洗，16世纪重建，命名为美第奇一洛伦佐图书馆（Biblioteca Medicea Laurenziana，一译梅迪契一罗伦佐图书馆）]，称佛罗伦萨手抄本（littera Florentina或Florentine）或洛伦佐版本（Codex Laurentianus）。

这些学者分别是： 1.鲁道夫·阿格里科拉（Rudolf Agricola，也写作Rudolphus Agricola， 1443/1444~1485），荷兰人文主义哲学家、画家、音乐家和医生，[122]以应用柔和的拉丁文（supple latin）和阿尔卑斯山北地区最早通晓希腊文之学而闻名，被誉为欧洲北部人文主义之父（the father ofnorthern European humanism），伊拉斯谟称赞其系第一个从意大利引进优良文学气息的人。Mauro Cappelletti， John Henry Merryman， Joseph M. Perillo， The Italian Legal System: An Introduction，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Stanford， California， 1967，p. 37. [24]同上，前注[13]，Ernst Andersen书，第37页。

[140]同上，前注[47]，Jan Schroder书，第27页。[105]参见前注[66]，[葡]叶士朋书，第134页。在此期间[尤其是1572年圣巴托罗缪之夜惨案（Massacre of Saint-Bartholomew' s Day /Bartholomausnacht）[69]之后]，有一批皈依新教（加尔文教）的法学家也卷入宗教冲突之中，[70]一同遭受迫害[比如，在民法体系和方法论上颇有造诣的约翰内斯·科拉修斯（Johannes Corasius， 1513~1572）就死于圣巴托罗缪之夜[71]。[127]参见Friedrich Paulsen， Geschichte des gelehrten Unterrichts auf den deutschen Schulen und Universita ten vom Ausgang des Mittelalters his zur Gegenwart: Mit besonderer Riicksicht auf den klassischen Unterricht， hrsg. von Rudolf Lehmann， I. Bd.，3. Aufl.，Veit， Leipzig， 1919， S.231.另见《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5），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6年版，第756~757页。

[169]拉丁文oeconomia来自希腊文ο*κονομ*α（oikonomia），意指家政（管理家务）或财政。[56]但由于受人文主义熏陶，他并不满足于评注法学的注释，甚至对巴尔多鲁学派的传统径路（即偏向实用法学的意大利方式）提出批判，认为法学研究必须借重文法学、历史学和古代文献的知识，对素材进行自由的探讨，因而尝试利用其丰富的意大利文和希腊文的语言知识以及深厚的古代文化功底，将法律与人文研究结合起来，从历史和法学的角度重构罗马的政治法律制度，校勘罗马法文献，部分地复原罗马法律渊源的原貌。前注[47]，Jan Schroder书，第26页。[115]Vg1. Klaus Luig， Institutionenlehrbiicher des nationalen Rechts im 17. Und 18. Jahrhundert， in:lus Commune， Bd. III.（1970），S. 64f. [116]参见前注[13]， Ernst Andersen书，第130页以下，第139页。

[171]此外，还有其他一些法学家[阿尔恰托、居亚斯以及约翰·德罗赛（Johann Drosaeus，也写作Jean de Drosay，?~1543）等人]曾进行过相似的学术努力，或者提出过类似的法学体系化设想。[165]前注[6]，Franz Wieacker书，第92页（中文译文，见前注[6]，[德]弗朗茨·维亚克尔书，第74页）。

[150]同上，前注[12]，Peter Raisch书，第54页。前注[47] ， Jan Schroder书，第26页。

[76]参见前注[7]，Douglas J. Osler文，第393~410页。前者既包括我们作为一个自由人所享有的权利，比如生命权、自由权等，也包括我们对外在物管控的权利，后者则是来源于另一个人有义务为我们做出某种行为而形成的权利。[133]同上，[美]梯利书，第258~259页。我们知道，无论注释法学派还是评注法学派在进行注释或评注的过程中均以11世纪在波伦亚使用的《学说汇纂》之波伦亚手抄本（littera Bononiensis）或流行本（littera Vulgata，普及本）为根据，并满足于此。[82]前注[66]，[葡]叶士朋书，第93页。[21]参见Angelus Politianus， Miscellaneorum centuria prima， Misconomi， Florentiae， 1489.另参见《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1），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5年版，第779页。

前注[4]，[英]梅特兰等书，第 118页。[185]该书的分论包括分配论（Dicaeodotica）和裁判论（Dicaeocritica ），前者系给人们分配权利（即权利的取得与丧失）的学说，后者乃通过争议形成权利（即诉讼程序上的权利之评判）的学说，其中包括程序法。

参见前注[18]，R. C. van Caenegem书，第56页。参见Hans Erich Troje， Die Literatur des Gemeinen Rechts unter dem Einfluss des Humanismus，Helmut Coing（Hsg.），Handbook der Quellen und Literatur der Neueren Europaischen Privaterechtsgeschichte， Zweiter Band（1500~1800），C. H. Beck' sche Verlagsbuchhandlung， Munchen， 1977，SS. 650 ， 671~672. [29]严格说认为所有的其他手抄本都直接或间接地来源于佛罗伦萨手抄本，没有任何别的原始来源，故此，其他手抄本实际上没有任何考据学上的价值。

[100]前注[98]，[奥]欧根·埃利希书，第3页。居亚斯的学生皮埃尔·皮图（Pierre Pithou， 1539~1596）于1573年出版《摩西法与罗马法汇编》（内容涉及帕比尼安、保罗、乌尔比安、盖尤斯、莫德斯汀等罗马五大法学家的著作残篇。

[16]前注[12]，Peter Raisch书，第42页。前注[23]，Mauro Cappelletti， John Henry Merryman，Joseph M. Perillo书，第38页。周枏：《罗马法原论》（上册），商务印书馆2009年版，第79~80页]。[160]前注[66]，[葡]叶士朋书，第136页。

[123]鲁道夫·阿格里科拉在生前（即1479~1480年间）写过一本重要的哲学逻辑学著作—《辩证开题术三卷》（De invention dialectica libri tres），该书于1515年（其殁后）印刷出版，一度使逻辑学（辩证法）和修辞学的研究出现新的高潮。在他看来，所有的评注法学者对正确的拉丁文麻木不仁，故此，他们都不可能是适格的法学家。

[7]同上，[英]梅特兰等书，第114页。[87] 正是由于上述原因，在人文主义法学盛行时期，人文主义法学家把他们的活动主要集中在罗马法文献（主要是优士丁尼的《国法大全》）的校勘、整理与评释，其目标在于澄清《国法大全》版本中的讹误，希望通过修复优士丁尼文本而使自己的时代能够有更好的法律、更好的法学、更好的司法和更好的社会生活。

前注[4]，[英]梅特兰等书，第107页）。在笔者看来，法律民族主义和法学的体系化建构这两个看似并不完全搭界的法学理论企图融为一股强劲的冲力，推动了后来世纪的法学家继续思考、探索，他们完成了由罗马法学到现代各国法学体系（尤其是民法理论体系）的过渡，继而成就了近现代法典编纂的伟业。

后来有学者证明，《君士坦丁圣赐》是8世纪的教皇司提反二世（Stephen II ， 752~757）或其亲信伪造的。[49]于是，法学家逐渐成为人文主义运动的主力军。[63]前注[34]，Gerd Kleinheyer， Jan Schroder书，第455~456、 458~459页（中译见前注[34]，[德]格尔德·克莱因海尔、扬·施罗德主编书，第464、 467页）。[141]1520年，瑞士巴塞尔大学法学教授克劳迪乌斯·坎迪温库拉（Claudius Cantiuncula，也写作Claude Chansonette，约1490~1549）受鲁道夫·阿格里科拉影响，首次明确以《法律论题学》（Topica legalia）为书名出版其方法论（论证理论）著作，他在这本书中讨论了26个论题，并将某些论题细分为下位论题（Untertopoi），附有法律的例子。

[36]参见前注[33]，Friedrich Carl von Savigny文，第180页（中文译文，参见前注[33]，[德]弗里德里希·卡尔·冯·萨维尼、[德]雅各布·格林书，第145页）。前注[12]，Peter Raisch书，第41页，N. 1.前注[40]，[比]希尔德·德·里德-西蒙斯主编书，第36页。

文艺复兴于15世纪中叶至16世纪末叶达到鼎盛，在英国、法国、德国、荷兰和西班牙等国呈现波澜壮阔的新文化高潮，导致一种新的、自信的人文主义文化（new and self-confident humanist culture）兴起，[2]先后出现像列奥纳多·达·芬奇（Leonardo da Vinci， 1452~1519）、米开朗基罗（Michelangelo Buonarroti，1475~1564）、拉斐尔（Raffaello Sanzio， 1483~1520）等画坛三杰，波兰伟大的天文学家哥白尼（Nicolaus Copernicus， 1473~1543），法国的拉伯雷（Francois Rabelais，约1494~1553）、西班牙的塞万提斯（Miguel de Cervantes Saavedra， 1547~1616）等著名作家，荷兰人文主义巨擘伊拉斯谟（Desiderius Erasmus， 1466~1536），意大利的马基雅维利（Niccolo Machiavelli， 1469~1527）、英国的托马斯·莫尔（Thomas More， 1478~1535）、法国的让·博丹（Jean Bodin，1530~1596）等著名政治思想家。[50] 纪尧姆·比代（Guillaume Bude，也写作Budaeus， 1467~1540）乃16世纪法国古典学者、外交家和法学家，曾任法国国王路易十二（Louis XII， 1462~1515）派往教皇利奥十世（PopeLeo X， 1475~1521）教廷的使节，后来在国王弗朗西斯一世（Francis I， 1494~1547）时代（1515~1547在位），任枫丹白露（ Fontainebleau）皇家图书馆（法国国家图书馆的前身）馆长一职，与法国文艺复兴运动的骁将、著名作家拉伯雷有私人交往，被同一时代的另一人文主义巨擘伊拉斯谟称为法兰西奇迹（Marvel of France）。

参见前注[15]，Guido Kisch书，第18页。前注[47]，Jan Schroder书，第85页。